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壶关县麻巷村明代石碑背后的故事

长治

一块诗碑串起三位官员

壶关县店上镇麻巷村有一块明代石碑,距今有480年了。石碑看起来很普通,半米见方,就是块刻了古诗的诗文碑而已。其实,这块石碑背后的故事可不普通,它隐含了一位名儒的辉煌生平。

诗是一位明朝官员为表达对前辈名儒的仰慕崇敬之情而创作的,把诗刻在石碑上的是当时的壶关县知县,诗里被敬仰的前辈名儒更是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交情匪浅。

这块石碑安放在麻巷村中的杜四辅祠堂院内。祠堂坐落在村子的东南位置,坐南朝北,占地550平方米。祠堂院子的最南边台阶上建有3间正殿、左右各有配殿3间。殿堂飞檐斗拱、雕梁画栋,气派壮观。这就是杜四辅祠堂的主要建筑,大殿内塑有杜四辅的塑像,以供后人祭拜。

这座祠堂是根据村里老人的记忆,于2014年在原址上仿古重建的。原来的古老建筑于动乱年代被拆除。当然,被拆除的和杜四辅有关的还有附近的两处古建筑,那是两座牌坊,一座是四辅坊、一座是先朝元老坊,现在都已了无痕迹。

石碑青石质地,高50厘米,宽63厘米。它和一块新碑合并砌在一起,上面有檐,下面有碑座,保护得很好。碑文楷书,11行,满行10字,共97字。除了诗题诗文内容外,最后面还有作者名字和写作时间、刻碑者名字等内容。紧挨着的新碑是对此古碑内容的解读。

我们先来看石碑上刻着的内容是什么?诗文的内容是:

杜四辅

前山伤槁木,昭代闻人出。

一战胜河东,独步广寒宫。

胡元吞六合,不在眼孔中。

飞龙瞻淮甸,夜夜梦豹变。

山樊入天使,大人时利见。

黄幄则为臣,青宫则为友。

鱼水欢莫既,素丝梳满手。

嘉靖庚子孟夏十三日也

荆南刘钦顺题

壶关知县牛恒刻石

这首五言古诗的大意是说,元末乱世,杜四辅出生,学业精湛,早年高中举人,短暂为官后隐居乡里。明朝统一天下后,被皇帝征召入朝,殿前是君臣,散朝为文友,君臣相游歌咏唱和,欢愉之情恰如鱼水相得。

诗中歌咏的那位杜四辅,就是深受朱元璋重用的名儒杜敩(1313—1384)。杜敩,字致道,号拙庵老人,壶关林青里人(今壶关县店上镇麻巷村)。明初朱元璋诏举贤才,杜敩应召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,所以被人尊称为杜四辅。他是壶关县历史上的名人,更是元末明初山西知名大儒,名气很大。《明史·列传》、道光版《壶关县志》、光绪版《壶关县志》、弘治版《潞州志》、顺治版《潞安府志》、乾隆版《潞安府志》里对杜敩的生平履历和诗文成就均有记载,尤以《潞州志》的记载最为详细。

诗歌的作者刘钦顺,字毅庵,石首县(明代湖广行省荆州府辖区)人。嘉靖二年(1523)癸未科进士。刘钦顺起初在安徽舒城当知县,后调甘肃华亭、江苏江阴等地当官,政声很好。据乾隆元年《石首县志》记载:“各有去思碑(古代官吏离任时,地方士绅为颂扬其德政,刻碑留念之意)。升户部主事,历员外、佥宪、少参,清白绍休,归政仍甘淡泊,载省志廉传。孝事继母,友爱兄弟,赈族恤贫,人服阴德。”

《杜四辅》这首诗作于嘉靖庚子孟夏十三日,也就是公元1540年,距离杜敩去世已经有156年了。这一年初夏,刘钦顺到前辈名儒杜敩的祠堂去祭拜。古人祭祀之后进行诗文创作,是一个常规动作。刘钦顺也不例外,即兴创作了这首五言古诗《杜四辅》。短短一首诗,写出了一代名儒杜敩的主要人生经历和辉煌时刻,虽然简洁,但依然能够感受得到作者对杜敩的敬仰之情。至于刘钦顺为什么来到壶关,只查到一篇研究刘钦顺的文章说,是奉旨巡视壶关,姑妄从之。

末尾一句“壶关知县牛恒刻石”,就是时任壶关县知县牛恒,他是陕西武功县进士。道光版《壶关县志》记载他“德量宽洪,仪度温雅,颓废俱兴。嘉靖十六(1537)年升任户部主事,著有《牧羊说》。”这篇《牧羊说》在县志、府志里都有收录,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如何饲养家畜的文章,志书编撰者还没有那个闲心。其实《某某说》是古人常见的一种文体,当然不是讲如何放羊的,而是通过与牧羊人的对话,感悟到管理辖区百姓如同牧羊一样需要技巧和方法。古代有一种官职就叫牧,如牧令、牧守、牧宰,指统管一地的长官。

无论是上级领导来视察,还是作为官员同事来访,对方留下夸赞本地名人的诗文大作,一般都会誊抄留存作纪念,而更隆重的就是刻石纪念。所以我国山水名胜、人文古迹之地,多有各种名人石刻题记。正是古人这一常用做法,才为我们留下了这块珍贵的诗文碑。

杜敩已经去世150多年了,后世的一个外地官员还会创作这种流露敬仰之情的诗词,最后还被地方官员郑重地刻碑纪念,由此可知,诗中歌咏的主人公杜敩名气是何等的大。

一位名儒和帝王的情谊

虽然杜敩出生在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农民之家,但他却是元末明初山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。清末诗人陈田曾在《明诗纪事》中赞誉杜敩“明初山右之以诗鸣者,致道其开先矣。”当代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在《中国教育大系·历代教育名人志》中,高度评价杜敩“博通经史,学业精进,声名远播。”

杜敩天资聪颖,才华横溢,10岁就进入潞州州学就读,熟读四书五经,尤精《易》学,学问远超同辈。17岁因考试成绩好,选聘为辅助管理州学田产、钱粮、书本、祭器的小官员“直学”。19岁赴乡试一举夺魁,也就是解元。从此开始正式步入仕途,先是任潞城、高平县学校的教谕,主管一县的教育事业,相当于现代的县教育局长;随后又升任台州学正,教育局二把手,仕途可谓前景光明。

然而就在此时,杜敩父亲去世,他遵从礼制离职回家守孝三年。守孝期间的杜敩除了侍奉母亲,就是教授乡里。到守孝结束,元朝廷又召他任职陕西儒学提举(行省一级的五品官)等官职,但他均没有赴任就职。作为一个古代儒生,难道他不想继续仕途进步吗?他当然想,只不过,当时正值元末天下大乱之时,作为一个精通易经的儒生,他当然懂得趋吉避凶的道理,乱世为官风险极大,所以他甘愿隐居乡间。这也是他的政治远见的一个体现。他更懂得乱世也要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道理,所以,在此后的几十年里,他一直在家乡教授学生,门生弟子众多,还和各地文友结社赋诗,经常唱和游乐。

直到元朝覆灭,明朝开国也过去了十几年,年届古稀的杜敩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——大明皇帝朱元璋全国征召贤士,专门为身为布衣的杜敩下诏书,请他上朝为官。此时是洪武十三年五月。

那道诏书的用语极其委婉含蓄:“谕山西潞州壶关县儒士杜敩……今朕才疏,远圣道之良宗,是致贤隐善匿,民未康,世未泰,今尔博学君子,齿有年矣,符到若精力有余,则策杖来朝,果可作为,加以显爵,与朕同游。故兹敕谕。”

看朱皇帝这用词多委婉:你是个博学君子,年龄大了,如果还有精力,可以拄着拐棍来。真有本事的话,高官厚禄相待,可以与朕“一同游玩”。

古代帝王全国下诏书征召民间贤才隐士在后汉时代多有,唐宋以后就不多见了。明代也非常少见,所以朱皇帝征召杜敩这件事,还被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专门记载入他的学术札记《东山笔记》卷二中。

古代文人儒生的理想是什么?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杜敩远离庙堂在乡间沉寂已久,新朝建立,又受到如此礼遇,自然是欣喜异常,不顾高龄年迈,欣然赴任,并写诗纪念。

应召上京

符使星驰到荜门,

草茅何者敢踰垣。

鞠躬出拜王言辱,

策杖来朝上位尊。

辇御六龙登黼座,

楼棲双凤叫天阍。

方今复睹勋华盛,

荡荡巍巍至道存。

欣喜感恩之情,溢满诗篇。那一年,他69岁,年届古稀。按民间常用算法,虚一岁,其实就是古稀之年了。皇帝朱元璋也不吝啬官职,直接任命杜敩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,和其他几位民间征召上来的儒士分别担任四季官员,每月按旬轮流执掌职权。杜敩被任命为夏官,只在夏季三个月每月的上旬执掌职权十天。

四辅官这个官位很有意思,它位于公侯(虚职)和都督(武职)之下,六部官员之上。主要的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,其实相当于宰相。而实际上呢,就是担当一个办事员的角色,工作主要是协助皇帝复核人事、司法等有关工作,承担一些文书处理业务,参与研究一些指定问题,有时和皇亲讨论治国理政的内容等,但没有直接处理任何重大政务的权力。

明朝初立,朱元璋诛杀了谋反的宰相胡惟庸,他害怕后来的丞相专权,进行吏制改革,废除了丞相制,然后仿效汉代的三公四辅制度,设立了四辅官的职位。按说这个重要的官职应该选用干练之才,可朱元璋为啥要全国征召有学识的布衣草民呢?只因为“诸人皆老儒,起田家,淳朴无他长”(《明史》)。说白了就是,相比于胡惟庸之流野心勃勃的政治家,这些民间布衣老儒更易于驾驭而已。

古稀之年的四辅官杜敩很受时年54岁的皇帝朱元璋信任和厚待。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,亦君臣亦文友。这一点在杜敩的壶关老乡后辈王宾(时任壶关县学训导)写的《拙庵杜先生行状》中记载得很详细。文章除了写出杜敩应征赴任的前因后果外,还重点介绍了杜敩任四辅官以后的一些事迹。诸如每次入朝觐见,皇帝都会和他探讨治国理政事项,诗文联句相唱和,最能体现皇帝对杜敩厚爱礼遇的事情是,皇帝还亲自到杜敩的府上探望他、多次赏赐华衣美食,还赏赐游览皇家游园。在和皇帝游园赏玩之时,君臣联句赋诗:

高皇帝与四辅游东苑诗

踞蟠龙虎肇贤豪,(高帝)

五色卿云炫日明。(杜敩)

……

暗忆六朝兴废事,(高帝)

贞祥未尽又加贞。(杜敩)

联句虽然有点拍马屁的嫌疑,不过诗文联句唱和是古代文人常见的雅集活动,皇帝虽然位高权重,在这种场合却往往还是以文人自居的。君臣之间的联句唱和之事,主要体现的是君臣之间的情谊。

尽管他们二者之间一个慧眼识才,一个感恩礼遇,但都对抗不过无情的时间。彼时年迈的杜敩身衰力竭,老病缠身,只在四辅官的位置上干了不到两年,就因病辞官回家了。而朱元璋也礼送他还家,再次显示对杜敩的关爱。

四辅官这个职位,有职无权,当值时间断断续续,除了能避免官员专权、消除皇帝疑心外,完全起不到有效帮助皇帝佐理政务的作用,也就比摆设强点有限,所以这个朱元璋自认为很好的官职设计寿命不长,也在杜敩辞官继任者上任不久就被取消了。

而杜敩呢?则因为老病缠身,辞官归家后两年多,也告别了人世,享年72岁。

一群文友结社兴教留下千古佳话

前文曾经说到杜敩归隐乡间教授乡里几十年,作为一位名儒,杜敩可不是浪得虚名,他的教授成绩非常突出,《拙庵杜先生行状》中记载“远近授学者争从之,门人登第及仕者众。”嗯,很有如今的升学考研辅导名师的风采。

在杜敩隐居家乡当“辅导员”这几十年间,他不仅是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,还和各地文友、官员相交游,留下诸多诗文佳话。这些文友里面,他和邻近的长治县(今长治市上党区)荫城的李惟馨、东火村的董诚三人结社雄山,兴教著书唱和,被时人称为“雄山三老”。这一段佳话,被顺治版《潞安府志》记载。

雄山位于长治县东南16公里处,山脉起伏婉若游龙,盘旋于荫城、西火、南宋三乡之间。上有有三峰鼎立,主峰海拔1420米。据明代弘治版《潞州志》记载:“此山视诸山特为雄壮”而得名,为县境内第一高峰。山上有上党地区最早的书院雄山书院。

“雄山三老”中的李惟馨(约1328—1389),字庭芳,潞州上党雄山(今荫城)人,比杜敩略小,是长治县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。他同样是天资聪颖,博学高才,乡试高中解元,后宦海得意,文韬武略,名播士林,最高官至元代兵部尚书。明朝初年,又被朝廷征召,负责考证礼乐事宜。完事后以老病辞归乡里,后来朝廷再次征召,就没有去,而是专注于雄山书院的修缮扩建和教学事宜。关于他的事迹有地方文化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和著述,这里不再赘述。

“雄山三老”中的董诚则是三人中现存资料信息最少的一位。县志、府志中关于他的记载只在人物卷的元代末尾有寥寥几句。董诚,字友道,元末明初长治县东火村人。最高官至户部尚书,辞官回乡后,在雄山书院教学。

杜敩和他们都是潞州人,住地又相近,三者之间距离全程不到50里,而且壶关店上、长治县荫城作为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,彼此交通也很便利。他们仨经历相似、志趣相投,于是结成诗酒社,畅游于雄山之巅,教学于雄山书院,诗文唱和,为一时之佳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杜敩有子女五人,其中男子四人都以读书科举进入官场。唯一的女儿则嫁给了李惟馨的次子。所以说,杜敩和李惟馨不仅是文友诗友,还是儿女亲家。

杜敩无论是在归隐的日子里,还是在短暂的仕途上,都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。和其他古代诗人一样,杜敩的诗文作品主要有咏物、抒怀、宦游、记事、交游唱和等几类,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不过他在世时未能整理,多散逸各方,最终是由他的孙子杜矩汇编整理,用杜敩的号“拙庵老人”为由,起名为《拙庵集》刊刻于明成化年间。后来的壶关县令张友直又补刻重印过一次。这10卷本的《拙庵集》除了收录有杜敩一生所做的各类题材的诗文作品外,还有皇帝征召他的圣谕、制命,交往的各地文友酬唱之作,名流高官作的序言和跋文。

杜敩的诗歌成就有专门的学者进行过研究,这里不赘述。需要提一笔的是,受邀为《拙庵集》写序言的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叶盛,正三品的高官。写后记的是礼部右侍郎刘龙,正三品高官。刘龙是襄垣名人,曾获乡试第二名,进入仕途后,一路升官至南京吏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。去世后还赠太子太保,谥号文安,也是一个当地了不得的名人。

如此众多有分量的高官名流为《拙庵集》作序、写后记,足以证明杜敩文名之盛,以及对杜敩在仕途和文坛地位的推崇认可。

在偏僻的麻巷村,诞生了壶关历史上的一位文化名人,是壶关之幸。“雄山三老”中的董诚在家乡已无后人,只空留一栋老宅。李惟馨尚有寥寥几位后人。与他们相比,杜敩的后代可谓开枝散叶、长盛不衰。杜敩的后人为了纪念先祖的光辉事迹,修建了杜四辅祠堂祭拜追思。

据壶关县文联副主席赵俊杰介绍,杜敩有四个儿子,后来开枝散叶分散居住在麻巷村周边,逐渐聚集成村落,最后形成了以杜姓为主的四个村庄,除了麻巷村外,其他三个村分别是明自掌、小岭上、鳌街,这四个村大多数人口都姓杜,是杜敩的后人。

一块诗文碑的背后,浓缩的是一代名儒的辉煌一生,更是镌刻了一段闪光的历史。(胡海涛

原标题:一块诗文碑和一位大儒的辉煌故事

[编辑:李倩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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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块诗碑串起三位官员

壶关县店上镇麻巷村有一块明代石碑,距今有480年了。石碑看起来很普通,半米见方,就是块刻了古诗的诗文碑而已。其实,这块石碑背后的故事可不普通,它隐含了一位名儒的辉煌生平。

诗是一位明朝官员为表达对前辈名儒的仰慕崇敬之情而创作的,把诗刻在石碑上的是当时的壶关县知县,诗里被敬仰的前辈名儒更是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交情匪浅。

这块石碑安放在麻巷村中的杜四辅祠堂院内。祠堂坐落在村子的东南位置,坐南朝北,占地550平方米。祠堂院子的最南边台阶上建有3间正殿、左右各有配殿3间。殿堂飞檐斗拱、雕梁画栋,气派壮观。这就是杜四辅祠堂的主要建筑,大殿内塑有杜四辅的塑像,以供后人祭拜。

这座祠堂是根据村里老人的记忆,于2014年在原址上仿古重建的。原来的古老建筑于动乱年代被拆除。当然,被拆除的和杜四辅有关的还有附近的两处古建筑,那是两座牌坊,一座是四辅坊、一座是先朝元老坊,现在都已了无痕迹。

石碑青石质地,高50厘米,宽63厘米。它和一块新碑合并砌在一起,上面有檐,下面有碑座,保护得很好。碑文楷书,11行,满行10字,共97字。除了诗题诗文内容外,最后面还有作者名字和写作时间、刻碑者名字等内容。紧挨着的新碑是对此古碑内容的解读。

我们先来看石碑上刻着的内容是什么?诗文的内容是:

杜四辅

前山伤槁木,昭代闻人出。

一战胜河东,独步广寒宫。

胡元吞六合,不在眼孔中。

飞龙瞻淮甸,夜夜梦豹变。

山樊入天使,大人时利见。

黄幄则为臣,青宫则为友。

鱼水欢莫既,素丝梳满手。

嘉靖庚子孟夏十三日也

荆南刘钦顺题

壶关知县牛恒刻石

这首五言古诗的大意是说,元末乱世,杜四辅出生,学业精湛,早年高中举人,短暂为官后隐居乡里。明朝统一天下后,被皇帝征召入朝,殿前是君臣,散朝为文友,君臣相游歌咏唱和,欢愉之情恰如鱼水相得。

诗中歌咏的那位杜四辅,就是深受朱元璋重用的名儒杜敩(1313—1384)。杜敩,字致道,号拙庵老人,壶关林青里人(今壶关县店上镇麻巷村)。明初朱元璋诏举贤才,杜敩应召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,所以被人尊称为杜四辅。他是壶关县历史上的名人,更是元末明初山西知名大儒,名气很大。《明史·列传》、道光版《壶关县志》、光绪版《壶关县志》、弘治版《潞州志》、顺治版《潞安府志》、乾隆版《潞安府志》里对杜敩的生平履历和诗文成就均有记载,尤以《潞州志》的记载最为详细。

诗歌的作者刘钦顺,字毅庵,石首县(明代湖广行省荆州府辖区)人。嘉靖二年(1523)癸未科进士。刘钦顺起初在安徽舒城当知县,后调甘肃华亭、江苏江阴等地当官,政声很好。据乾隆元年《石首县志》记载:“各有去思碑(古代官吏离任时,地方士绅为颂扬其德政,刻碑留念之意)。升户部主事,历员外、佥宪、少参,清白绍休,归政仍甘淡泊,载省志廉传。孝事继母,友爱兄弟,赈族恤贫,人服阴德。”

《杜四辅》这首诗作于嘉靖庚子孟夏十三日,也就是公元1540年,距离杜敩去世已经有156年了。这一年初夏,刘钦顺到前辈名儒杜敩的祠堂去祭拜。古人祭祀之后进行诗文创作,是一个常规动作。刘钦顺也不例外,即兴创作了这首五言古诗《杜四辅》。短短一首诗,写出了一代名儒杜敩的主要人生经历和辉煌时刻,虽然简洁,但依然能够感受得到作者对杜敩的敬仰之情。至于刘钦顺为什么来到壶关,只查到一篇研究刘钦顺的文章说,是奉旨巡视壶关,姑妄从之。

末尾一句“壶关知县牛恒刻石”,就是时任壶关县知县牛恒,他是陕西武功县进士。道光版《壶关县志》记载他“德量宽洪,仪度温雅,颓废俱兴。嘉靖十六(1537)年升任户部主事,著有《牧羊说》。”这篇《牧羊说》在县志、府志里都有收录,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如何饲养家畜的文章,志书编撰者还没有那个闲心。其实《某某说》是古人常见的一种文体,当然不是讲如何放羊的,而是通过与牧羊人的对话,感悟到管理辖区百姓如同牧羊一样需要技巧和方法。古代有一种官职就叫牧,如牧令、牧守、牧宰,指统管一地的长官。

无论是上级领导来视察,还是作为官员同事来访,对方留下夸赞本地名人的诗文大作,一般都会誊抄留存作纪念,而更隆重的就是刻石纪念。所以我国山水名胜、人文古迹之地,多有各种名人石刻题记。正是古人这一常用做法,才为我们留下了这块珍贵的诗文碑。

杜敩已经去世150多年了,后世的一个外地官员还会创作这种流露敬仰之情的诗词,最后还被地方官员郑重地刻碑纪念,由此可知,诗中歌咏的主人公杜敩名气是何等的大。

一位名儒和帝王的情谊

虽然杜敩出生在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农民之家,但他却是元末明初山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。清末诗人陈田曾在《明诗纪事》中赞誉杜敩“明初山右之以诗鸣者,致道其开先矣。”当代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在《中国教育大系·历代教育名人志》中,高度评价杜敩“博通经史,学业精进,声名远播。”

杜敩天资聪颖,才华横溢,10岁就进入潞州州学就读,熟读四书五经,尤精《易》学,学问远超同辈。17岁因考试成绩好,选聘为辅助管理州学田产、钱粮、书本、祭器的小官员“直学”。19岁赴乡试一举夺魁,也就是解元。从此开始正式步入仕途,先是任潞城、高平县学校的教谕,主管一县的教育事业,相当于现代的县教育局长;随后又升任台州学正,教育局二把手,仕途可谓前景光明。

然而就在此时,杜敩父亲去世,他遵从礼制离职回家守孝三年。守孝期间的杜敩除了侍奉母亲,就是教授乡里。到守孝结束,元朝廷又召他任职陕西儒学提举(行省一级的五品官)等官职,但他均没有赴任就职。作为一个古代儒生,难道他不想继续仕途进步吗?他当然想,只不过,当时正值元末天下大乱之时,作为一个精通易经的儒生,他当然懂得趋吉避凶的道理,乱世为官风险极大,所以他甘愿隐居乡间。这也是他的政治远见的一个体现。他更懂得乱世也要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道理,所以,在此后的几十年里,他一直在家乡教授学生,门生弟子众多,还和各地文友结社赋诗,经常唱和游乐。

直到元朝覆灭,明朝开国也过去了十几年,年届古稀的杜敩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——大明皇帝朱元璋全国征召贤士,专门为身为布衣的杜敩下诏书,请他上朝为官。此时是洪武十三年五月。

那道诏书的用语极其委婉含蓄:“谕山西潞州壶关县儒士杜敩……今朕才疏,远圣道之良宗,是致贤隐善匿,民未康,世未泰,今尔博学君子,齿有年矣,符到若精力有余,则策杖来朝,果可作为,加以显爵,与朕同游。故兹敕谕。”

看朱皇帝这用词多委婉:你是个博学君子,年龄大了,如果还有精力,可以拄着拐棍来。真有本事的话,高官厚禄相待,可以与朕“一同游玩”。

古代帝王全国下诏书征召民间贤才隐士在后汉时代多有,唐宋以后就不多见了。明代也非常少见,所以朱皇帝征召杜敩这件事,还被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专门记载入他的学术札记《东山笔记》卷二中。

古代文人儒生的理想是什么?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杜敩远离庙堂在乡间沉寂已久,新朝建立,又受到如此礼遇,自然是欣喜异常,不顾高龄年迈,欣然赴任,并写诗纪念。

应召上京

符使星驰到荜门,

草茅何者敢踰垣。

鞠躬出拜王言辱,

策杖来朝上位尊。

辇御六龙登黼座,

楼棲双凤叫天阍。

方今复睹勋华盛,

荡荡巍巍至道存。

欣喜感恩之情,溢满诗篇。那一年,他69岁,年届古稀。按民间常用算法,虚一岁,其实就是古稀之年了。皇帝朱元璋也不吝啬官职,直接任命杜敩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,和其他几位民间征召上来的儒士分别担任四季官员,每月按旬轮流执掌职权。杜敩被任命为夏官,只在夏季三个月每月的上旬执掌职权十天。

四辅官这个官位很有意思,它位于公侯(虚职)和都督(武职)之下,六部官员之上。主要的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,其实相当于宰相。而实际上呢,就是担当一个办事员的角色,工作主要是协助皇帝复核人事、司法等有关工作,承担一些文书处理业务,参与研究一些指定问题,有时和皇亲讨论治国理政的内容等,但没有直接处理任何重大政务的权力。

明朝初立,朱元璋诛杀了谋反的宰相胡惟庸,他害怕后来的丞相专权,进行吏制改革,废除了丞相制,然后仿效汉代的三公四辅制度,设立了四辅官的职位。按说这个重要的官职应该选用干练之才,可朱元璋为啥要全国征召有学识的布衣草民呢?只因为“诸人皆老儒,起田家,淳朴无他长”(《明史》)。说白了就是,相比于胡惟庸之流野心勃勃的政治家,这些民间布衣老儒更易于驾驭而已。

古稀之年的四辅官杜敩很受时年54岁的皇帝朱元璋信任和厚待。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,亦君臣亦文友。这一点在杜敩的壶关老乡后辈王宾(时任壶关县学训导)写的《拙庵杜先生行状》中记载得很详细。文章除了写出杜敩应征赴任的前因后果外,还重点介绍了杜敩任四辅官以后的一些事迹。诸如每次入朝觐见,皇帝都会和他探讨治国理政事项,诗文联句相唱和,最能体现皇帝对杜敩厚爱礼遇的事情是,皇帝还亲自到杜敩的府上探望他、多次赏赐华衣美食,还赏赐游览皇家游园。在和皇帝游园赏玩之时,君臣联句赋诗:

高皇帝与四辅游东苑诗

踞蟠龙虎肇贤豪,(高帝)

五色卿云炫日明。(杜敩)

……

暗忆六朝兴废事,(高帝)

贞祥未尽又加贞。(杜敩)

联句虽然有点拍马屁的嫌疑,不过诗文联句唱和是古代文人常见的雅集活动,皇帝虽然位高权重,在这种场合却往往还是以文人自居的。君臣之间的联句唱和之事,主要体现的是君臣之间的情谊。

尽管他们二者之间一个慧眼识才,一个感恩礼遇,但都对抗不过无情的时间。彼时年迈的杜敩身衰力竭,老病缠身,只在四辅官的位置上干了不到两年,就因病辞官回家了。而朱元璋也礼送他还家,再次显示对杜敩的关爱。

四辅官这个职位,有职无权,当值时间断断续续,除了能避免官员专权、消除皇帝疑心外,完全起不到有效帮助皇帝佐理政务的作用,也就比摆设强点有限,所以这个朱元璋自认为很好的官职设计寿命不长,也在杜敩辞官继任者上任不久就被取消了。

而杜敩呢?则因为老病缠身,辞官归家后两年多,也告别了人世,享年72岁。

一群文友结社兴教留下千古佳话

前文曾经说到杜敩归隐乡间教授乡里几十年,作为一位名儒,杜敩可不是浪得虚名,他的教授成绩非常突出,《拙庵杜先生行状》中记载“远近授学者争从之,门人登第及仕者众。”嗯,很有如今的升学考研辅导名师的风采。

在杜敩隐居家乡当“辅导员”这几十年间,他不仅是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,还和各地文友、官员相交游,留下诸多诗文佳话。这些文友里面,他和邻近的长治县(今长治市上党区)荫城的李惟馨、东火村的董诚三人结社雄山,兴教著书唱和,被时人称为“雄山三老”。这一段佳话,被顺治版《潞安府志》记载。

雄山位于长治县东南16公里处,山脉起伏婉若游龙,盘旋于荫城、西火、南宋三乡之间。上有有三峰鼎立,主峰海拔1420米。据明代弘治版《潞州志》记载:“此山视诸山特为雄壮”而得名,为县境内第一高峰。山上有上党地区最早的书院雄山书院。

“雄山三老”中的李惟馨(约1328—1389),字庭芳,潞州上党雄山(今荫城)人,比杜敩略小,是长治县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。他同样是天资聪颖,博学高才,乡试高中解元,后宦海得意,文韬武略,名播士林,最高官至元代兵部尚书。明朝初年,又被朝廷征召,负责考证礼乐事宜。完事后以老病辞归乡里,后来朝廷再次征召,就没有去,而是专注于雄山书院的修缮扩建和教学事宜。关于他的事迹有地方文化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和著述,这里不再赘述。

“雄山三老”中的董诚则是三人中现存资料信息最少的一位。县志、府志中关于他的记载只在人物卷的元代末尾有寥寥几句。董诚,字友道,元末明初长治县东火村人。最高官至户部尚书,辞官回乡后,在雄山书院教学。

杜敩和他们都是潞州人,住地又相近,三者之间距离全程不到50里,而且壶关店上、长治县荫城作为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,彼此交通也很便利。他们仨经历相似、志趣相投,于是结成诗酒社,畅游于雄山之巅,教学于雄山书院,诗文唱和,为一时之佳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杜敩有子女五人,其中男子四人都以读书科举进入官场。唯一的女儿则嫁给了李惟馨的次子。所以说,杜敩和李惟馨不仅是文友诗友,还是儿女亲家。

杜敩无论是在归隐的日子里,还是在短暂的仕途上,都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。和其他古代诗人一样,杜敩的诗文作品主要有咏物、抒怀、宦游、记事、交游唱和等几类,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不过他在世时未能整理,多散逸各方,最终是由他的孙子杜矩汇编整理,用杜敩的号“拙庵老人”为由,起名为《拙庵集》刊刻于明成化年间。后来的壶关县令张友直又补刻重印过一次。这10卷本的《拙庵集》除了收录有杜敩一生所做的各类题材的诗文作品外,还有皇帝征召他的圣谕、制命,交往的各地文友酬唱之作,名流高官作的序言和跋文。

杜敩的诗歌成就有专门的学者进行过研究,这里不赘述。需要提一笔的是,受邀为《拙庵集》写序言的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叶盛,正三品的高官。写后记的是礼部右侍郎刘龙,正三品高官。刘龙是襄垣名人,曾获乡试第二名,进入仕途后,一路升官至南京吏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。去世后还赠太子太保,谥号文安,也是一个当地了不得的名人。

如此众多有分量的高官名流为《拙庵集》作序、写后记,足以证明杜敩文名之盛,以及对杜敩在仕途和文坛地位的推崇认可。

在偏僻的麻巷村,诞生了壶关历史上的一位文化名人,是壶关之幸。“雄山三老”中的董诚在家乡已无后人,只空留一栋老宅。李惟馨尚有寥寥几位后人。与他们相比,杜敩的后代可谓开枝散叶、长盛不衰。杜敩的后人为了纪念先祖的光辉事迹,修建了杜四辅祠堂祭拜追思。

据壶关县文联副主席赵俊杰介绍,杜敩有四个儿子,后来开枝散叶分散居住在麻巷村周边,逐渐聚集成村落,最后形成了以杜姓为主的四个村庄,除了麻巷村外,其他三个村分别是明自掌、小岭上、鳌街,这四个村大多数人口都姓杜,是杜敩的后人。

一块诗文碑的背后,浓缩的是一代名儒的辉煌一生,更是镌刻了一段闪光的历史。(胡海涛

原标题:一块诗文碑和一位大儒的辉煌故事

2022-03-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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